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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辛亥革命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当我们深刻感受10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当我们亲眼目睹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

专题: 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影响 秦国历史简介 武昌起义的意义 历史人物评价陈独秀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辛亥革命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当我们深刻感受10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当我们亲眼目睹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的领导者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大伟人之一孙中山。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记者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有关话题采访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周铁农。

[记者]: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他摈弃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孙中山为什么要进行反清革命?

[周铁农]:当我们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就会看到,反清革命是必然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70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倍受欺凌、丧权辱国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周铁农]: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仅仅会党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周铁农]: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在中国建起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和煤矿、铁矿场,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产生了第一批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可悲的是,“天朝上国”惨败给一向臣服自己的东邻岛国,竟然丝毫没有影响慈禧太后的心情,甲午年她的60寿辰庆典整整耗去7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周铁农]: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被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不但不能推进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而且难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周铁农]: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而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民众的爱国行动却一味严厉地镇压。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任何希望了。

[周铁农]: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必然。

[周铁农]: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但他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周铁农]: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孙中山的上书后,只是随便地说了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然而,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周铁农]: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周铁农]: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通过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举动,孙中山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者也是如此。

[周铁农]:选择了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途径后,孙中山冒着杀头、甚至被灭族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他毅然剪除了发辫,改穿西装,显示出彻底与清政府决裂、革命到底的决心;在伦敦蒙难十余天,差点被押回国处死,他顽强抗争,毫不退缩;革命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他“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气馁,甚至亲自上场杀敌;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动摇、分裂,他始终高举革命大旗,义无反顾,引领同志们继续前行。孙中山的胸中始终饱含着爱国热情,正是这股热情,成为他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源泉。

[周铁农]:孙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设问题放在事业的核心位置。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在伦敦刚刚获救,孙中山就如饥似渴地到大英博物馆等处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他还实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风俗和政治制度。由此,孙中山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和不可克服的弊端,看到了日益蓬勃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趋势,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并与各国革命党人进行探讨。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为免重蹈西方覆辙,防患于未然,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建设道路应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害”,于是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作为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当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拯救共和。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孙中山就力求和平。但是,在和平和建设的阻碍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排除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坚定地起来革命,开辟通向和平与建设的康庄大道。

[记者]: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孙中山是如何领导这场新式民主革命的?

[周铁农]: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周铁农]:首先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

[周铁农]: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建立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20世纪初,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集结,民主革命的发展形势要求将革命的小团体合成统一的革命政党。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担起了这一使命。1905年7月,他从欧洲赶到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汇集的日本东京。他向各革命团体中肯地分析了过去分散斗争的弱点,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倡导革命者联合起来,“合成大团”,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适应革命总体战略的需要。在各革命团体大多数人士的赞同下,孙中山便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小团体组织起来,于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

[周铁农]:中国同盟会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政党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

[周铁农]:一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认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是对这场民主革命的内容和目标的集中概括,堪称为完整的、自觉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周铁农]:二是同盟会的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消除了秘密会社的封建宗法习气,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形态。

[周铁农]:三是同盟会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除本部外,它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

[周铁农]:四是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八个重要文件,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除《军政府宣言》具有政治纲领性质外,其它文件的内容主要关乎方针政策问题,成为革命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

[周铁农]:同盟会的建立,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起点。它不仅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也为它做了舆论准备和武装斗争准备,诚如孙中山所云:“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这个结论,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写照。

[周铁农]:其次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周铁农]: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同盟会宣言称:“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孙中山坚持以民主主义精神处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认为任何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排斥,而必须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反满与五族共和,体现着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在内容上的变化。

[周铁农]: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他重申:“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构成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理论基础。

[周铁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深感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比中国先进,但是其内部却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使中国避免欧美各国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力图在中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革命。

[周铁农]:第三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准备武装起义。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身先士卒,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周铁农]: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一幕幕悲壮的革命史剧,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100多位革命志士英勇献身,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推上了高潮。孙中山曾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这次起义,既重新唤起人民的觉醒,也是对清政府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广州黄花岗起义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周铁农]:黄花岗的碧血,保路风潮的云起,孕育了武昌首义的成功。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积聚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不到两个月,全国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记者]:遥想100年前,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大清皇朝的覆灭。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对此,您怎么看?

[周铁农]: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

[周铁农]: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首先仿照美国的共和制度,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并着手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定前的国家根本大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临时约法》根据美国、法国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自的权限,确立了“责任内阁”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为使中国从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作了法律上的保障。大总统、国会、宪法,这三者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起了近代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毅然决然地将中国纳入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来。

[周铁农]:为了将中国逐步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孙中山不愧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者、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者和社会风俗的积极变革者。

[周铁农]:“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的最好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

[周铁农]: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附生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所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实际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的确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周铁农]:其次,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针对有人贬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过去皇帝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周铁农]: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但却是合乎世界政治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和方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相沿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周铁农]: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显得突出。

[周铁农]: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上风云不断。客观地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对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来说,还是具有很大的制约力,特别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及同盟会在责任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格局,多少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这当然是力谋专制统治的袁世凯所不愿接受的。这样,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民主势力与封建专制势力便围绕着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周铁农]:1913年3月,袁世凯采取卑鄙的手段,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动员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以维护民主共和政体。然而,由于革命党的涣散,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势力遭到重创。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强令第一届国会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随后,他设立御用机关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废除了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充满独裁专制色彩的《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12月,他颁布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可连选连任终身;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做终身的总统,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完全被破坏,只剩下“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

[周铁农]:就是这样一块空招牌,袁世凯也力图将它最后砸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电令,次日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被袁世凯彻底践踏了。

[周铁农]: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挫折呢?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似的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人们逐渐懂得了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皇帝的专制统治,是要不得的,是可以推翻的,是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代替的。这种民主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方式,是较之已往的封建专制更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统治方式,对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存在的危机来说,它又是一种救国方式,是一种可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式。

[周铁农]:正因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一般人的民主教育,是比较深刻和直观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周铁农]: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人们,自然不会容忍袁世凯如此背叛共和与复辟帝制。袁氏称帝,激起全国民众愤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重建民国而斗争。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便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愤而死。

[周铁农]: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居于统治的颠峰,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其统治权威,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厉害。但是,他要从共和倒退到帝制,很快就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原因何在?这显然是辛亥革命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普及了民主知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没有失败。

[记者]: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近代以来被纪念最多的一位革命伟人。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您认为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有哪些现代性的启示?

[周铁农]: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特别是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及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更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周铁农]:首先是民族平等思想。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认为,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他说:“我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周铁农]: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对此,他在当时有过很多次演讲。如1912年9月3日,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呼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相爱如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同月17日,他在北京广济寺与旗人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表示:“凡我国民,均应互相团结,以致共和政治于完善之域;人人之志愿,均应为人民求幸福,为国家求独立,而国家乃进于强盛,共和之目的乃可达到。”

[周铁农]:其次是国家统一思想。中国不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酷爱统一的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分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统一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希望:“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周铁农]: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根本利益。今天,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周铁农]:再有就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

[周铁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周铁农]: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办法在哪里?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周铁农]: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记者]:从您的讲述中,我们深深感到,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留给了我们丰富的思想遗产,也带给我们深刻的现代启示。她告诉我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海内外中华儿女为着民族的振兴和统一而共同奋斗的历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您认为,在当前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珍惜历史、铭记历史,以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增进民族认同感,增进两岸之间的互信,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周铁农]: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辛亥革命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精神激励。辛亥革命与台湾密不可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莫过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两岸人民同感悲愤,改革运动和武装起义由此风起云涌。辛亥革命爆发后,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非常振奋。一些台胞冲破阻力,回到大陆,亲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更多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的革命影响下,发起了台湾岛内的抗日运动。为了“驱逐日寇,收复台湾”,他们前仆后继组织武装起义达10次之多。一段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两岸人民为追求民族尊严、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属于两岸人民共有的历史。

[周铁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将两岸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精神纽带。辛亥革命从发生至今,已经100年。在这百年的时间里,台湾与大陆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关系曲折。但是,两岸无论是在相对隔绝的时期,还是在交流往来频繁的年代,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都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精神激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为媒介,开展学术文化交流,带动经济贸易往来。在交流往来中,两岸人民共同利益日益增多,民族认同感也得到加强。[15:50]

[周铁农]:其次,我们要以纪念辛亥革命为交流平台,增进两岸互信,增进世界华人团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要实现祖国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

[周铁农]:当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动已经在世界各地、海峡两岸陆续开展。在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与辛亥革命相关纪念地的纪念活动已经相继展开。例如,今年4月中旬,民革中央以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名义,与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在武汉共同举办了“百年复兴忆辛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18日,民革中央与澳门辛亥革命与中山文化研究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澳门共同举办了“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高峰论坛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图片展。下半年,民革中央还将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谈会。

[周铁农]:在世界各地,在台湾,不同团体或组织的各种纪念活动也已经陆续展开。因此可以说,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共同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交流平台的作用,努力扩大两岸交往,不断增进两岸互信。

[周铁农]:当年,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在建立革命团体,创办各种报刊进行革命宜传,参加历次武装起义,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支持新政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曾高度评价海外华侨“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海内外中华儿女应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努力营造爱国、统一、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我相信,从百年辛亥开始,中国一定会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走向辉煌、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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