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除了1951年和1971年因为特殊原因没有举行隆重纪念,每逢辛亥革命整十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都要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活动。如此高的规格,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可以媲美……

专题: 辛亥革命的意义 秦国历史详细 秦国历史简介 武昌起义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除了1951年和1971年因为特殊原因没有举行隆重纪念,每逢辛亥革命整十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都要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活动。如此高的规格,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可以媲美。这说明,辛亥革命具有其他革命所不具备的伟大历史意义。

推翻皇帝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翻了皇帝的宝座,动摇了中国人对于封建专制—皇权统治的崇拜。中国历史上扳倒皇帝的例子有很多,但每次扳倒后,又有新的皇帝登上那个宝座。近代中国也是如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号称要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但终究免不了登皇位;戊戌变法,虽然尝试多项改良,但目的不是要反皇帝。辛亥革命则不同,其目的不是拥立新皇帝,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被掀倒了,皇帝宝座被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从此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顷刻覆灭,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角度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中国历史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陈胜在秦末农民起义时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说,你可以称王称帝,我为什么不可以称王称帝。辛亥革命开创的局面则大为不同,这个新局面是:中国人从此抛弃对皇帝的尊崇,不管这个皇帝姓爱新觉罗还是姓袁。无疑,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甫成立,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公开成立,纷纷表达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时局的意见。这也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因为在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党人”往往是政敌攻击对方的有力话柄。结党就是对皇帝的不忠。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否定封建皇帝,自然就要肯定结党的正当性。在时代的碰撞、打磨中,有两个政党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重心。一个是1921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

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随即发布文告,宣布“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具有君权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肯定;与《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具有全国性意义,内容也更加系统完备。前者只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民主立法。因此,在中国宪政史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也许有人会说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破坏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法治观念已经为民众接受。共和国的执政者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

辛亥革命是以民族革命为起点的革命,“五族共和”思想和中华民族概念为此后中国的民族平等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民族革命角度说,反清是推翻以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等民族的统治。满族统治中国,不是以满族中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而是以整个民族作为统治阶级。因此,反清是要反掉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这种统治特权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民族不平等。因此,孙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是要扫除民族的不平等。当然,这个“民族不平等”也包括后来他所说的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不平等。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以后满族与汉族、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被取消了。这是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五族共和”是以取消民族不平等为先决条件的,要求五族平等。

随着“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也具有了新的内涵,具备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特点。用中华民族概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和,最为恰当,没有厚此薄彼之嫌。使用这个称呼,为中国各民族消除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就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接受。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珍贵遗产。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确认了人民本位。这对于中国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不啻是一次大革命。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为感谢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致各省都督电中称:“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的仆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他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说:“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

在实际生活中,孙中山先生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始终保持国民公仆形象。这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珍贵政治和精神遗产。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直强调各级党政干部是人民公仆,清廉为政。今天一些人以官员自居,不以人民为本位,为政失廉,贪污腐败,不仅玷污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是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公仆精神的背离。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为革命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鉴湖女侠秋瑾被捕后,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体现了“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的爱国情怀。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在参加起义前写给妻子和父亲的信,体现了一个革命者既爱亲人又爱祖国的情怀。为了挽救祖国,他们抛妻别子。武汉革命党人詹大悲在他主持的《大江报》上刊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号召“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起来革命。被官府逮捕刑讯,詹大悲抗议审判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一片爱国热忱,反因之得咎!”武昌起义前夕,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壮烈赴死,革命意志极其壮烈。彭楚藩本是宪兵,受刑讯时大声斥责湖广总督瑞澂,历数“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革命救国之大义,自己怀抱牺牲之志愿,慷慨激昂”。

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与觉醒,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毫不夸张地说,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拉开了序幕。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否定皇帝专制,就难有辛亥革命后的大幅进步,就难以发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难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最后取得胜利的结局,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不会有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反帝不彻底、未能成功解决农民问题等失败教训,也对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让他们思考,要完成全面的社会革命,怎样做才会更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开,都与此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

辛亥革命的历史,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香港、澳门和所有海外华侨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继承人。正确阐释辛亥革命历史,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坚持反“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的重要思想基础。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给予辛亥革命以人力、财力的巨大支持。香港和澳门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出发地,港澳人民给孙中山先生以巨大支持。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号召,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关于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孙中山先生在失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位后,精心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蓝图。他提出中国应追上世界的发展,应该“驾乎欧美之上”;并谆谆告诫中国应该统一。这些都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写道:“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今天,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和毛泽东同志的预言,都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我们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向着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历史同样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确认了人民本位。这对于中国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不啻是一次大革命。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为感谢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致各省都督电中称:“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的仆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他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说:“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清末“新政”及其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出现的上述三个研究转向,既是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和深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史研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同时也折射了作为政治事件史的辛亥革命研究所遭遇的学术瓶颈。

北洋军阀的统治。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论坛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党组书记、执行主席龙宇翔主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治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辛亥革命前辈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等专家学者及革命先辈后代,就辛亥革命的现代启示、从大历史视角看辛亥革命的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统一战线的重大影响等议题作了发言。

10月9日下午,贵州省政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贵阳隆重举行。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共同缅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的丰功伟绩,激励全省各族人民传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为加快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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