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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摘要]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第105年。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第105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去感怀历史,怀念先人,愈加感到1911年发生的这场大革命不容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延续,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是中国……

专题: 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影响 秦国历史简介 武昌起义的意义 历史人物评价陈独秀 

[摘要]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第105年。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第105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去感怀历史,怀念先人,愈加感到1911年发生的这场大革命不容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延续,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留下最值得珍视的一页。

问题确实是从外部输入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在过去数千年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时间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楷模,直至利玛窦来华,甚至直至马戛尔尼来华,西方智者但凡知道中国情形的,无不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着敬仰。看看利玛窦之后两百年来华传教士写给他们同胞的大量信件和报告,看看德国哲学家的论述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讨论,那时的中国真有值得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地方。

然而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到了法国启蒙运动发生后,中国没有实现同步转身,依然固守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于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落后于世界,更重要的是,中国落后世界一个时代,人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近代社会,中国仍然在前近代农业社会徘徊。

中国没有及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调整自己,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并没有因为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而中断,中外之间的贸易冲突也因种种原因时有发生。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遣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因为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充分,英国人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而中国对英国工业品却需要甚少,贸易严重失衡;二是英国作为近代重商主义国家,随着其贸易活动全球化,英国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近代国家关系,以便保护英国商人在远东在中国的利益。

马戛尔尼访华是中外关系的转折点。此前,西方人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对中国文明怀有一种敬仰之情,以为中国文明即便不是世界文明的未来,至少也是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国哲学家等都对中国文明发出由衷赞叹。然而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后,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

中国无意着手解决中英贸易失衡问题,或许有着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然而清廷不愿解决问题的消极态度无疑激怒或者说惹恼了英国商人。这些早期资本家还处在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于是他们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去化解中英贸易失衡问题。

无限制的鸦片走私带给中国毁灭性的打击。用林则徐的话说,就是鸦片走私再不控制,将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于是,在林则徐等强硬派主导下,中英之间爆发了这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两年,时战时和,最终还是在英国人兵临城下之时签署了那份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江宁条约》,这个条约后来被习惯称之为《南京条约》。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往圣先哲的一贯教诲,但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太难了。在清廷统治者看来,《江宁条约》的签订换来了持久和平,五口通商、香港割让,好像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中国对外贸易官方管制的基本格局。殊不知中国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更大的危机就在后面。

鸦片战争时,比较清醒的中国人就发出睁眼看世界的呼吁,就有“自改革”的呼声。在过去很多年,我们不知道睁眼看世界的真实意义,我们很多人都觉得那时的中国人很愚昧,竟然不知道世界在哪儿,中国在何方?这个解读其实是不对的。中国很早就知道世界有多大,中国在哪儿,还在很久远的时候,中国人就有大九州小九州的区分;也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就漂洋过海与世界交流,到过欧洲到过美洲,到过非洲到过南洋。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都没有中断与外国人的交流,没有终止与外国人的贸易,这些贸易既有合法的管制的通商口岸的官方贸易,也有管制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非法贸易,明清时期所谓倭寇,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武装走私,是经济高度管制后的走私贸易。所以,到了鸦片战争,到了中国人说要“睁眼看世界”的时候,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不是中国应该开放,应该与外国进行交流,而是中国人应该看清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弄清中国究竟与世界主流存在着怎样的多大的差距。这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真意义。

睁眼看世界强调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应该积极主动的“自改革”,不要被动地“被改革”。向西方学习,甚至向敌人学习,在传统中国文明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耻辱。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不耻下问,学习一切不知道的东西。这些都很正常,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正途。然而或许是因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可能根本没有被汉化,根本不知道中国文明的真谛,或许因为他们承平太久了,对鸦片战争这点损失这点冲突太不以为然了。总而言之,中国并没有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改变,清廷依然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意思,浑浑噩噩度过了十几年。

1850年代中期,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都不再满足1840年代的五口通商,他们先后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期望中国全境开放,自由通商,期望建立近代国家关系,互派外交使节。对于列强的要求,清廷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予以拒绝,于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的确实不是时候,清廷不仅要与西方人作战,还有已经发生的太平天国内乱尚未平定。内外交困的清廷在与西洋人交手之后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彻底震撼了中国人,坚船利炮无疑是热兵器时代的基本武器,反观清廷的军队,还是大刀长矛,还是冷兵器,以冷兵器去对热兵器,无疑死路一条。痛定思痛,清廷在一批汉大臣的主导下,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统治下,终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洋务运动,或洋务新政,或同治中兴、同光中兴。

由军事工业起步的洋务新政使清廷尝到了学习西方的好处,洋务新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实力,这对于打败洪秀全太平军起到了很大作用。由此开始,清廷逐步有意识有计划将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扩展,有意识在比较宏观的视野向西方学习,创办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很显然是希望将西洋文明比较全方位地引进中国。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

中国人踏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确实很不容易了,决心也是很大的,然而当我们拿中国与同时代的日本相比,我们又看到中国的洋务新政所要的西方化是远远不够的。日本人与中国面临的是同样问题,都是西方化的压力,但是日本人在较中国迟了七八年之后开始起步,他们上来就强调要学习西方,就要像过去千年学习中国一个样子,不学则已,要学就要彻底地学,完整的学,他们的口号是脱亚入欧,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意义的近代国家。一百多年后回望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时代而不同的选择,我们不能不感慨日本明治维新那一代政治家的老道成熟与精明。

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的洋务新政就显得太小儿科了。中国人太功利了,在学习西方之始就强调只学人家的长处,不要人家的问题。问题是人家的问题是什么呢,谁来决定哪些是西方的长处,哪些是西方的问题呢?那时的中国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国人两千年来所构建的政治体制,都是当时世界的最优选择,西方人优于东方优于中国的,只是他们的坚船利炮,只是他们的雕虫小技,所以,中国人学西方,不必像日本人那样尽弃其学而学焉,中国既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坚守自己的底线,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中体西用的口号,当然也不是上来就这样反动,这个口号在1860年代早期还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这个口号其实是告诉那些比较顽固比较守旧的人,列位放心好了,我们向西方学习只是学习他们的长处,并不是要彻底西化,更不会去除我们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在其早期是有意义的。

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如果一定要说中体西用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口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趋反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

大约到了187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中国经济在适度宽松的政策下,已经获得了新的活力,洋务新政重点建设的军事工业军事工程也有了很大成效,在这个时候,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适度在社会及政治层面进行一些改革,中国的问题或许会有相当改善。然而,那时的恭亲王,还有其他洋务新政的领导人都太满足于经济的军事的成就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全部,中国只要将西方之用之末嫁接到中国之体之本,那一定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结果,中国白白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一个畸形的近代化差不多将中国带入一个死胡同。

经济的片面发展,使清廷有力量在1880年代创建一个比较强大的海军。如果从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权力的目标说,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不为过,问题在于,清廷没有与强大军事力量相匹配的政治架构,即便在军事架构指挥系统上说,中国那时也没有多大长进,是一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旧人,因而也就无法使这些现代化武器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遇到关键时刻,这些现代化的武器不是给帝国长脸而是跌份而是掉链子。

一个貌似强大的军队使清廷统治者产生了虚骄,一个不明所以的军事强大也使许多言官许多清流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者,由此终于导致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

自从中国被迫面对西方的压力后,中国确实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逐步向近代国家过渡,逐渐放弃了先前天朝上国的气派,逐渐接受了周边尚未真正融入中原帝国的那些族群走向独立。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逃避,一种对责任的放弃。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文明从来就是滚雪球一样的将周边族群不断收容进来,现在因为西方的压力,中国就将这些周边尚未完全开化的族群自生自灭,或听任西方的宰割,其实就是放弃了中原帝国宗主国的责任。暹罗、越南、缅甸等南部西南部的这些族群在恋恋不舍中离开了中国,有的走上了独立,更多地则转投西方,甚至有的干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的南部屏障在短短几十年丧失殆尽,中国奉行另一种“光荣孤立”,只将心思用在自己的强大上。

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对周边藩属并不是一律放弃,比如东北亚的朝鲜半岛,由于比邻清廷的龙兴之地,而且距离政治心脏北京太近,清廷在对待朝鲜半岛问题从一开始就与对待南方藩属的情形不太一样。1880年代,当中国力量还不足以与觊觎朝鲜的日本人较量决战时,清廷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主导下采取了妥协方针,适度容忍日本人对朝鲜问题插手。这一方面避免了局部战争影响清廷大局稳定和强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其实也为朝鲜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伏笔。朝鲜原本就是与中国亲近的属国,中国如果从一开始拒绝日本对朝鲜问题的干预,不给日本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中国继续承担朝鲜的安全保障,继续将朝鲜作为自己的属国看待,那么朝鲜问题就不会像后来那样恶化,一发不可收拾。

恭亲王、李鸿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外交不仅给日本人可乘之机,而且使朝鲜内部的反华势力逐渐坐大,逐渐与日本人结盟,于是到了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势必开战,几十年的和平局面就此结束。

外交的失误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日势必战场上论胜负决雌雄,也是因为先前几十年不明所以的经济成长与虚骄,言官们、清流们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蒙蔽,它们根本分不清大清国的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究竟到了如何伟大的程度,外国人的力捧使他们信心满满,使他们真诚相信中日一旦开战,胜利就在挥手之间,号称世界第几、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就是他们讨论一切的基础,任何一个反对者确实都没有办法否定中国不强大,都无法阻止中国走向战争,一决雌雄。

从大历史的背景说,那时的中国确实陷入了一个发展的误区,如果没有一个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中国经济成长军事强大的神话还要继续吹下去。甲午战争在不知不觉中终于戳穿了这个巨大的增长泡沫。中国在日本军队还没有怎样深入中国本土作战的情形下及时止损,《马关条约》虽然使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清廷的政治威望并没有太多流失,中国的知识阶层甚至新知识阶层都没有因为这场战争抛弃清廷,大家反而因这场战争的失败同仇敌忾,发奋为雄,发誓帮助朝廷进行改革,学习敌国日本走上维新道路。这是时代思潮的主流。

主流之外当然有支流,这就是孙中山排满革命思想的发生,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源

按照孙中山原先的构想,他好像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反对满洲人,就要排满就要革命。他在留学期间确实接受了许多西方新思想,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一样的政治情怀,但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所以在他从香港医学院毕业后,在他从事了一段时间专业后,孙中山还是想进入体制,因为在中国这种威权体制下,大约只有体制内最保险最有把握。

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在1894年春天起草了一份上李鸿章书。这份重要文献现在完整留存,我们可以从看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张并没有多少新奇的地方,或为老生常谈,或为政治常识,对李鸿章这样的大臣来说,孙中山的这些建议没有一点儿新鲜感。孙中山没有中国体制所需要的功名,他之所以写这份上李鸿章书,说实在的,也不是真有真知灼见要表达要建议,孙中山只是期望通过上书这种形式引起李鸿章的重视,能够出于同情出于礼贤下士而给他一个机会。

像孙中山这样偏峰取胜的年轻人在传统中国社会所在多有,不足为奇,同时代的康有为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也曾不止一次上书言事,寻找机会。康有为为此奋斗了好多年,终于获得了回报,而孙中山仅仅经过一次挫折,就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孙中山的这个重要改变不仅重塑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当孙中山携带郑观应等上海滩一批名流的推荐信引荐函于1894年抵达天津时,中日之间因为朝鲜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李鸿章原本就是一个不要战争的兵法高人,他之所以建设一支强大的北洋舰队,其实就是不要用这支舰队去打仗,而是一种威慑,一种制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敌人望而却步。现在由于中国先前几十年的增长和胡吹,中国人的浮躁暴露无遗了,隐忍了几十年的委屈被一个描绘的巨大泡沫刺激起来了,不愿再隐忍了。中日之间只能通过战争去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时其实也需要一场战争,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否则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安抚,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可能导致的结局更可怕。于是,朝廷责成李鸿章全权负责指挥这场战争,一个反战者做了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

战前的紧张是必然的,所以孙中山在天津逗留的那些日子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李鸿章,更不要说李鸿章能够将他收到门下,或者拉进体制了。孙中山带着些微遗憾离开了天津,在周游了北部中国之后转身向东,跑到檀香山闹革命去了。

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孙中山在天津时并不知道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不知道中国当时处在什么样的形势中,那是因为中国一直消息比较闭塞,人们根本不清楚中国与外国的真实关系。但当孙中山重回檀香山之后,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毫无限制的媒体环境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一篑千里望风而逃更是震动了孙中山,联想早些日子在天津的观感,孙中山很快意识到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在的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现在中国统治者满洲贵族只是周边一个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在孙中山的政治概念中,中国已亡两百多年,满洲人入主中原,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孙中山萌发了排满思想,萌发了革命意识,他认为中国要想改变目前在国际上被动挨打局面,要想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国际上享有地位和应有尊严,第一步就是要驱逐鞑虏,将满洲人从中原赶出去,恢复中华,这是重建中国走向复兴的第一步。

革命是无法告别的

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思想与其在李鸿章那里受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清廷的政治腐败,历史给了清廷上百年的机会,但都被清廷不知不觉放弃了。中国没有踏准工业革命的节奏,没有在近代国家的建构上作出积极准备,三十年洋务新政只是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畸形繁荣,中国没有在政治体制、社会重建等方面做一点积极的工作,这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孙中山排满思想革命思想得以发生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先知先觉者的角色定位是对的,确实是他第一个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现了问题,而且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排满革命就是为中国寻找出路。孙中山还是一个行动家、宣传家,他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他就按照自己的认识去落实去发动。1894年底他就在海外鼓动华侨参加革命,明确告诉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将满洲人赶出中国,重建中国人的天下。第二年,孙中山就着手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这虽然不可能从根本动摇清廷的政治根基,但毫无疑问,孙中山是在遵循孔子的教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在孙中山的鼓吹、行动影响下,意识到中国必须革命必须排满的人越来越多,参加革命追随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革命的影响急剧扩大,自然引起清廷的关注。

按理说,孙中山排满革命的兴起,是体制外力量对体制的反抗和彻底失望,清廷如果是一个发愤图强知道未来的政府,那么面对这种反抗,其实应该反求诸己,应该反省自己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可以改进应该改进。然而,正如所有统治者一样,清廷面对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反抗尤其是武力反抗,本能的反应第一是镇压,第二还是镇压。统治者到了这个时候,都不明白早期儒家反复陈述的一个道理,即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无法治天下。武力或许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但武力绝对不是维护政权的利器。1896年,清廷在伦敦将孙中山秘密绑架,弄巧成拙,这个国际事件将孙中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反者塑造成了世界级政治领袖。孙中山虽然在此后岁月中长时期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有国归不得,表面上看这对孙中山是一种折磨和摧残,其实际后果则是帮助孙中山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力,几年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名正言顺成为中国政治格局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对于庞大的清帝国来说,孙中山领导的武装革命当然不可能很快从根本上威胁帝国的安全,革命的真意义是以革命促动了清廷的变革,并为这种变革提供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外部推动力。在此后十年,只要清廷的自改革有懈怠迹象,革命就凸显,革命与清廷的改良成了跷跷板的两端,这才是革命在那个时代的真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清廷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很快就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马关条约》签订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维新时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维新运动。从维新运动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清廷的目的是期待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进行体制改革,在深度与广度上肯定与先前几十年的中体西用不一样了。

清廷主导的维新运动在1895年后确实做了不少事情,政治上的言论空间打开了,新的社会团体、新的传播工具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全面开花健康成长,一代新知识分子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形成,这为后来的政治变动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在经济上,清廷根据《马关条约》的约定,几乎全面放开对国际资本的管制与限制,国际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全面开花,铁路修筑从无到有,也就几年时间,中国就利用国际资本构建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基本路网。在矿产资源开采方面,清廷也对外资全面放开,各地的矿产资源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广泛兴建,许多影响深远的大型煤矿、铁厂及各种特色资源的矿产,都在这个时候被发现被利用,中国经济不仅出现一个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不曾有的规模,更重要的是,维新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健康的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在重工业和制造业。

维新运动打开了中国与国际交往的空间和渠道,中国在那几年与各国重建了一种比较和谐的近代国家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往来都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机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由于中国人的世界理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许多中国人对外国人觊觎蚕食中国的主权还是非常敏感。随着经济交往的扩大,列强需要在中国征用土地修建港口,以便他们的货船以及保护货船的军舰能够得到及时维护,海员能够有一个休整的地方,由此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人在协商未果的情形下强占了胶州湾,要求租借一百年。

胶州湾事件的由来并不蕴含主权流失问题,但由于这件事情牵涉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各国按照利益均沾原则纷纷要求租借港口和土地,这就被一些人渲染为一次灭亡中国的行动,于是激起1898年急剧的政治变革。

1898年急剧的政治变动是维新运动的延续和高潮,也是维新运动的终结,急剧的政治变动及其各方面的反对,而维新派不知妥协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异想天开筹划兵变扩大光绪帝的权力,结果使这场原本具有希望的政治变革瞬间毁灭。新知识阶层对此深表失望,而列强也对清廷的解释不再信任,中外之间的互不信任加剧终于引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

义和团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发展的一股逆流,及至《辛丑条约》签订,在列强建议和压力下,清廷重启政治改革,至1903年,这次新政在地方自治、司法改革、教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人民逐步淡忘清廷几年前对政治改革的压抑,重新燃起政治改革的热情,中国的政治改革面临新的机遇。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清廷的政治改革其实又遇到了一个瓶颈,下一步往哪儿走,清廷自身也处在困惑与焦虑中。一部分人主张中国应该大刀阔斧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立宪,一个有限责任的政府和一个半御用半民选的议会,一定会对政治改良有帮助;而另一部分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君主的权力过大,而是地方诸侯的权力严重削弱了中央的及皇帝的权力,中国的未来不是将君主的权力过分分散,而是应该像俄罗斯那样加强中央集权,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君主享有至上权威,这样就能尽早带领中国踏上世界一流强国的道路。

就理论而言,正反两方的争论都有道理,都有政治学的基础,只是第二年即1904年的日俄战争给了中国一个正面的极大教训,“小日本”战胜了“大俄国”,所有争论随之烟消云散,君主立宪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惟一选项,经过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至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中国终于在政治改革方面找到了一条大致合乎国情的道路。由此既凝聚了国人共识,也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经历了1905年高潮之后迅速陷入困境,革命的希望日趋渺茫,国家极有可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所以在那前后发生吴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锡麟舍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同盟会内部纷争及分裂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大背景就是中国踏上了一条新路。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君主立宪路线图。稍后,清廷虽然发生两宫相继突然死亡的大变故,但政治变革的既定安排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君主立宪依然在比较健康的轨道上前进,革命也就在这种情形下日趋落寞,1911年春天发生的黄花岗起义,与其说是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如说是中国在向革命告别。一旦中国进入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革命或许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孙中山、黄兴等领袖好好筹划了这次起义,但依然失败,他们也就心灰意冷,在失败之后各奔东西,听天由命去了。

天无绝人之路,革命也是如此。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个多月,清廷宣布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清廷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更是激起全国范围的反抗。原本毫无希望的革命因清廷的错误起死回生,重新活跃。及至10月10日湖北新军武昌首举义旗,革命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选项。

武昌起义后,清廷并非没有回旋余地,湖北军政府也并非一定要推翻清廷,重建国家。只是清廷重犯过去的错误,对自身问题没有丝毫反省,一味相信武力相信镇压。无奈这一次并非孙中山革命党人单方面起义,而是革命党、新军及立宪党人的全面联合,甚至有整个民族觉醒联合的意思,因此到了滦州兵谏发生,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平息动荡,几乎全面接受了自5月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之后所不曾答应不愿答应的条件。可惜的是,此一时彼一时,清廷如果在一个多月前答应这些条件的一半,机会都有,现在全部答应了,也未必有机会。这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真实意思。只有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经历,清廷主政者、满洲贵族才知道时不我待的意义。

从皇室立场和利益说,重大信条十九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简直就是将君主弄成了一个端拱无为的虚君。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精神不必说了,但尽管这样,皇室并不再刻意反对,因为保全一家一姓的大清帝国,保全爱新觉罗家族万世不替,即便是名义上的,也是极有意义的,甚至也是当时比较合乎中国国情,是各方力量最容易接受的。然而,皇室同意,并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统治集团都同意,这个时候,皇室之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与皇室的利益似乎并不一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按照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制度设计,除了皇室享有名义上的至上地位外,皇族、满洲贵族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他们可以和一般百姓同台竞争,可以从政,可以经商,当然也可以做官,只是不再享有特权,没有办法利用皇族贵族身份官商勾结,更不可能享有从事政治的天然优先权,新的政治形态不会刻意排斥皇族、贵族从事政治,但其政治起点及晋升步履与平民无异。这大概就是尽管皇室同意了虚君立宪,尽管南北和谈也谈出了大致线索,但南北和谈的协议无法执行,虚君立宪的希望实际上因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反对而成为一纸空文。清廷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成了各方争执的焦点,最后还是革命占了上风,只有走上共和,才能结束南北纷争,才能重建统一与和平。这就是革命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说“革命是无法告别的”根本原因。

转自“马勇”微信公众号(mayonghistory),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曾庆榴在谈到他的观点时说,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辛亥革命海外出钱,也出力,有很多华侨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也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推翻清朝统治和专制制度的革命,虽然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它同时也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曾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反响。因此,研究辛亥革命与列强的关系也就成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者]:遥想100年前,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大清皇朝的覆灭。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对此,您怎么看?

对于革命党人多选择两广和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一派学者持批评态度,指出西南边陲地区虽然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些便利条件,但在1907年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转入低潮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执着在此发动武装起义,这是存在失误的,既不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生存,也无益于在更大范围内扩大革命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打击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士气,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原因之一,而且使仰赖于海外华侨的筹款活动益发困难;或指出革命党人在西南边陲地区的一次次失败,证明从边境打开缺口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革命党人的选择是正确的,无可指责,这些地区当时的确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便利条件。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八营一声枪响,率先发难,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城,史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武汉也因此被称为“首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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