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万字《“四人帮”兴亡》背后的20多年努力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关于二十世纪五十……

专题: 四人帮的目的是什么 四人帮的后人 历史上真正的高平陵 关于历史人物的手抄报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

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

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二十万册;

张春桥,十五万册;

王洪文,十三万册;

姚文元,五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的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八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重大事件。

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衰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多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四人帮”倒台,必然会“殃及”他们的家人。但至于到底发生了哪些事,至今仍鲜为人知。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倪既新,原题为:《许德珩女儿、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人生故事》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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